一蓑烟雨任平生
一蓑烟雨任平生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颜学明
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常决定于这座城市在历史上的地位功能等。这时，城市的文化也常与这座城市所有的古文化遗址，古建筑群落及历史名人联系起来，由它们来建构该城市的文化长廊。走进今日的昆山市区，我们已找不到“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那份艳丽，也没有了庭院深深，细雨烟花的诗情画意。我们已很难再有那份思古之幽情，只是在走进亭林公园或漫步柏庐路、震川路时才会隐约忆起昆山的几位历史人物。
昆山的历史名人，以明清时为最，那时是很出了几位国家级乃至世界级、世纪级的人物的。名声最大的当推高歌“天下兴亡，匹夫有职”的顾炎武，“亭林公园”即以其号命名；文章第一的当为归有光，今日的震川路，两旁虽没有苍松翠柏，鸟语花香，却自然能使人忆起震川先生“不事雕琢”的朴实风韵；还有那位“权倾一时”的顾鼎臣。然而，我们常常忽略了另一位历史人物，他就是在清初的昆山与顾炎武，归庄齐名的朱用纯朱柏庐先生。
柏庐先生不是以顾炎武的一腔爱国激情出名，也不是如归震川般以文章的“风味”见称，更不是以顾鼎臣的身居显位而出名。他的名声实在是由于他的默默无闻而气节凛然。他留给后人的最大的贡献，不是经纬国家的大作，仅是一部524字的《治家格言》。对此，我疑惑：朱柏庐凭此一部《治家格言》就使后人对他如此敬重？况且，柏庐长于满清入关，攻陷昆山之多事之秋，他又为何没有如顾炎武般以一腔热血，奔走大江南北，宣扬“反清复明”呢？带着疑惑，暂且打开《治家格言》，或许能从中找到答案。
从朱用纯生活的背景看，他作“治家格言”教育子女，应是顺理成章的明智之举。顺治二年，用纯十七岁。因“辫子事件”，其父朱集璜时正紧随义军首领王佐才，屹立于抗清阵地最前沿，以血肉之躯，抵挡辨子军的火炮。骠悍的满清铁骑，冲垮了民团的阵营，轰开了昆山城门，肆意践踏城内的百姓，朱集璜因势不敌，逃至马鞍山前一寺院内，于清兵搜捕时投河自尽。能想象，那时的用纯在家中闻知父亲罹难的噩耗是何等的激愤，为父报仇！然而，当大腹便便的母亲拖着他，年幼的弟弟们哭着围着他，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压在十七岁的柔嫩的肩膀上时，他又会作何感想呢？“扬州十日”，血腥味飘过长江；“嘉定三屠”凄哭声几及可闻；昆山城失陷，百姓亡十之三四；王佐才出逃，“归奇顾怪”的归庄也避难他乡了。他若再凭一时之冲动，也是以卵击石，徒死无益。残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把仇恨埋在心底，是啊，还是等弟弟们长大再说，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然而，我却寻思，顾炎武是从顺治十四年起，开始他历时二十多年的游学，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暗中与大儒黄宗曦一起谋划“反清复明”。而恪守孝道的朱用纯却从此悄无声息地走上另一条道路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夜晚则早早地锁上门，作起了《治家格言》。最终也没有如前辈一般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这其中，我想大致有两点可以解释：
一是清初政治环境的宽松。自顺治至康熙，清统治者意识到汉民族人民的排异情绪，有意识地向汉民族靠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安抚政策。至康熙，这些开化未久的异族人倒真正热心起汉文化来了，投入的程度不亚于汉人。康熙本着“崇儒重道”的宗旨，选拔“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才子，亲自担任“博学鸿儒科”的主考。那位被硬抬着去应考的见“大清门”三字即痛哭流涕拒不应考的傅山，康熙也没有怪罪杀头，反而封他为“中书舍人”，虽然傅山回乡后始终不许乡人以此称呼他；太仓的吴梅村写了“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恕为红颜”，吴三桂也无可奈何，只能示以黄金千两请求删去；朱用纯与顾炎武一起拒绝了叶方蔼的推荐，拒不应“博学鸿儒科”试，朝廷也没责怪处罚。知识分子的地位，在康熙朝是有了一定的提高。这些，朱用纯不会不有所感触，毕竟，这是一个强盛进取的朝代，不同于那个“流贼”四起，被李自成几下子就冲得稀里哗啦的明朝。在苏州，“激于义而死”的五人“傫然”入墓未久；在无锡，东林党人在“逆阉”的屠刀下尸骨未寒。
其二，是朱用纯所受汉民族文化濡染，所有汉民族气节使然。
历代得志或不得志的文人，多少都有一些陶渊明气质。陶潜报国无门又不能蝇营狗苟，于是“归去来兮”，“采菊东篱下”，超然于物外。这种气质、气节，千百年来，为世人所推重。当那些“文人墨客”不得志或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时，也总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过起一种半隐逸的生活。自幼诵读诗书的朱用纯也难免，只是他没有走向田野而是呆在家中闭塞门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起了《治家格言》，这也使得《治家格言》中少有豪言壮语，响亮些的也就“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而且还不是以读书为主，更多的则是家常琐语似的“修身、齐家”类教诲：“居身务期俭朴，教子要有义方”，“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言词恳恳，是长辈对晚辈的娓娓诱导；语气切切，如饱经沧桑的智者对冲动青年的谆谆教诲。
《治家格言》或可看作朱用纯的自勉，是他不能替父报仇又始终不忘杀父之仇的矛盾心情的反映，是他忠孝不能两全时的外在显现，也是他汉民族文化所蕴气节的产物。明朝，给了他汉人为尊的正统观念，也给了他满目的阉党横行的病态血腥；清廷，杀了他的父亲、岳父但同时也给了他健全发展的机会，是把他作为子民来对待的，虽然用纯取号“柏庐”以志不忘杀父之仇。同时，他不会不看到，那位跟他一样与清廷有杀父之仇的黄宗曦老先生也不再搞小动作了，且默许儿子帮助朝廷搞搞编缉工作；与傅山一起拒不应试的李颙也在康熙南下时，拿了自己的几本书献上，用意显而易见；连顾炎武也发出了“翡翠年深伴侣稀，清霜憔悴减毛衣”的叹息。面对现实，柏庐会怎样看待自己的仇恨呢？自古忠孝难两全，诚然！还是“关闭门户”，教育后辈“尽孝悌，敦诗书”吧。
柏庐之作《治家格言》，是民族气节使然，而对于崇尚进取的个性而言，实是一种无奈，是个体处于时代洪流中身不由己的无奈。借鉴朱光潜先生对“静穆”的阐述，柏庐作《治家格言》，“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他泯化一切忧喜。”处于时代变革大潮头的朱柏庐也只能如此了。秦时明月，唐宋烟柳犹在，只是娄江水已滚滚东去不复回了。
柏庐的一生，极为平凡，无惊天动地的伟业。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他身体力行、朴实无华的《治家格言》。然而他在其中教育子女的那些极普通的道理却仍是我们今天教育的借鉴。作为后辈，我们感谢您为我们留下了如许的精神财富，您的人格、气节当使我们高山仰止。
